2022年9月，必威南强青年拔尖人才、博士生导师常青松副教授领衔的两项研究成果相继被社会工作领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SSCI期刊《TRAUMA，VIOLENCE & ABUSE》 （2021IF=6.595）和 《CHILD ABUSE & NEGLECT》 （2021IF=4.863）正式接收。该两项研究成果均是常青松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CSH0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目前该项目已经资助三篇权威期刊论文。
成果一
9月8日，《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n ecological framework analysis》（中国大学生的童年创伤、性取向与抑郁症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被国际权威期刊《CHILD ABUSE & NEGLECT》正式接收。常青松老师为本文的通讯作者，香港中文大学陈孟彤助理教授和必威人口学硕士研究生田乃琦同学担任本文的共同一作。本研究旨在通过厦门市大学生精神健康状况以及社会支持评估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大学生童年创伤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 ACE；具体情感忽视、身体忽视、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的基本情况，并置于生态系统框架之下比较童年创伤经历的累加效应（ACE Scores）与组合效应（ACE Clustering）对于抑郁水平的不同影响，以及探究性取向是否在抑郁水平与童年创伤经历（累积效应、组合效应）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如下：第一，超过35%的受访者经历过至少一种类型的童年创伤；将童年创伤类型进行简单加总之后，经历0种、1-2种、3-5种样本占比分别为64.98%、27.91%、7.11%；将童年创伤类型进行潜变量分类（Latent Class Analysis）之后，低创伤型、高忽视型、高创伤型样本占比分别为83.08%、10.67%、6.25%。第二，无论大学生的性取向如何，童年创伤经历的累加效应或是组合效应都会对抑郁水平造成负面影响，而生态系统框架下的众多维度则对抑郁症状表现出不同的效应方向。第三，在考虑童年创伤经历之后，尽管性少数群体的抑郁水平更高，但是并未发现性取向显著调节童年创伤经历与抑郁水平之间的关联。本文认为可能的解释为学生所处“象牙塔”环境的包容性降低了性少数群体与童年创伤经历交互作用的抑郁风险。
本研究运用生态系统理论来评估童年创伤经历与大学生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并归纳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研究的、华人大学生性少数群体的童年创伤经历与抑郁症状之间影响机制的可能解释，这对于量身制定相关政策来干预儿童早期的不利环境、识别相应高风险群体、降低童年创伤经历的抑郁风险以最终实现改善成年精神健康状况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成果二
9月9日，《The Prevalence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 among the School-aged Population in Chinese Communiti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华人社区中学龄人群欺凌与被欺凌的发生率：一项系统性评价和荟萃分析）》被期刊《TRAUMA，VIOLENCE & ABUSE》正式接收。该期刊是社会工作、家庭研究、犯罪学等重要领域国际排名第一的权威期刊。厦门大学常青松副教授和香港大学何天虹教授共同担任通讯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邢建立老师为第一作者，其他合作者还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彭曼曼老师、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候选人邓自洪以及香港理工大学陈高凌教授。
欺凌现象主要在西方社会中被探究，但近年来发生在华人社区的欺凌事件逐渐受到关注，而华人社区与西方社会青少年的欺凌行为是否存在相似或不同尚不可知。本研究主要对EMBASE、PsycINFO、Scopus、 Education Database、ERIC 和CNKI等数据库进行了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的检索，并基于进一步的纳入与排除标准，最终选择了68项符合标准的研究进行荟萃分析。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整体的、面对面的和网络的欺凌与被欺凌现象的发生率。
主要研究发现如下：第一，在华人社区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中，约五分之一有过欺凌行为，约六分之一经历过被欺凌。其中被欺凌的总体发生率为22.7%(95%CI[17.7%,28.6%])，欺凌的总体发生率为15.7%(95%CI[6.7%,32.3%])。第二，面对面欺凌比网络欺凌更常见，其中面对面被欺凌与实施欺凌的发生率分别为20.8%和10.3%，网络被欺凌与实施欺凌的发生率分别为9.6%和8.4%。第三，亚组分析结果表明，基于不同的样本特征(如性别、受教育阶段和地点)和测量方法(如是否明确欺凌的定义、测量项目、定义欺凌参与的频率和回溯期)，欺凌和被欺凌（整体的、面对面的或网络的）的发生率存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表明，同西方社会类似，学龄人群的欺凌现象在华人社区中也比较普遍，亟需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干预策略，对容易受欺凌的中国青少年群体（如男孩和初中生）予以更多关注，但未来在尝试将西方社会的经验运用至华人社区时，需考虑潜在的文化影响。在以后的研究中，可进一步研究面对面和网络形式的欺凌行为同时发生的现象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的异同以指导未来实践。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应该考虑采用标准化的测量方法来识别欺凌行为相关的对象，从而促进跨文化的及纵向的比较研究。
撰稿：田乃琦、施宇
编辑：何静
审定：毛毛
